新加坡的保障房建设是新加坡的骄傲，同时，也说明，国无论大小，只要真正能够实施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政策，就能强盛。中国人在保障房这一块也在学新加坡，但目前这个学习停留在形式上。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在商品房和保障房没有形成有效的隔离情况下，组屋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冲击性的破坏力量。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亦或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

新加坡组屋不仅仅是一项福利

新加坡组屋不仅仅是一项福利，更是一个政府改造社会的良机，也是增强社会认同感的一个好办法。社会的凝聚力是一国强盛的前提，社区作为不同族群交流的场所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新加坡的组屋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精神——政府认真服务于民众的决心以及民众互相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精神，有效的防止了阶层分化以及社会分裂。

新加坡全国80%的人口都住在组屋里，这对于新加坡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很有好处，而且，国民参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都因为比较集中更容易形成“学习效应”，能够真正的实现家国一体化的古代理想。“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式的家国一体。中国古代实施的这种家国一体的基本政策，但由于疆域过于庞大以及农业居民居住过于散乱和老死不相往来的特性，导致了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家国幻象。农业社会的内在张力过弱与阻力过大注定这种家国一体的理想难以实施。真的没想到，这种家国一体的理想，竟然通过新加坡的“组屋精神”得到了彰显，社会有机构成迅速提高，社会张力和活力也非常活跃。一项住房政策，成了实现社会的有机构成升级，住的意义已经逐步的被淡化了，而人-社区-社会-国家 之间形成了无缝对接，凝聚力和生命力通过有效组合形成强大的国力。

新加坡组屋还有一项功能，促进社会族群的融合。在建设组屋之前，不同的种族散居各处。在他们迁居到组屋之前，政府通过抽签制，来确保每座组屋的各族居民保持均衡比例。后来，政府又实行了种族限额制，对不同族群居民的 比例予以规定，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单一族群过于集中居住的情况，使得各族居民之间能够保持交往。这一点值得多民族国家学习，现在很多国家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从法国、俄罗斯到印度等，几乎都存在民族的分裂主义。新加坡这项组屋形成的社会凝聚功能，使得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中形成共同的心理、文化以及认同，学会处理不同的习俗，尊重各自的信仰与风俗，是值得各国学习的。

中国需要探索自己的住房模式

由于中国和新加坡的体制与国情不同，我对于廉租房和保障房在国内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不是因为我们对政府行为的失望，恰恰是我认为很有可能大量的保障房建设是一个馊主意。并不是说政府大规模的建设廉租房等保障房不好，而仅仅是说，由于我们商品房和保障房所面对的群体是混杂的，目标人群是混乱的，而且各种对接是无序的，二者没有形成有效的隔离通道，而是犬牙交错互相缠绕，在这种情形下，会对商品房造成灾难性的冲击，又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从而危及整个社会和经济。

有开发商任志强，公开宣称只为富人造房子，不愿为穷人造房子。这一点我们其实也不能埋怨开发商，因为商人的目标就是赚钱。如果我们政府在激励机制上能够设计一套开发商造低价房以及小户型的房子，那是最好的选择。现在开发商倾向于为富人造房子，造的都是豪华型别墅、大户型，即使不是大户型也想通过精装修而称之为豪宅。这是激励机制激励的错误，需要立即建立起促进中小户型建设的机制。

记得一位新加坡老总说，在你们这里，只能学到一点皮，你要知道，新加坡搞组屋探索了近50年。你们需要找到你们自己的住房模式，如果硬要学习新加坡，先把商品房和保障房的责任区分开来，建立各自并行不悖的运行机制。

或许，他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管理当局还是能够学习“组屋”精神的。特别是最近我们要搞新农村建设，把分散农民形成社区居民，新加坡这套做法就可以推广。因为农村居民搞组屋建设一方面增强居民的凝聚力和提高居民的素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商品房暂时不发达，不会对商品房形成冲击。与其农民私下搞小产权房，不如规范形成廉价的组屋，更能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小城镇建设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因为小城镇建设刚刚开始起步，正好可以防止以前商品房和保障房不分的困境。

一些大城市，居民对商品房的高房价非常有压力，也可以学习这种组屋模式，减少高房价对居民的灼伤，但做好这一点，必须要做好防火墙，否则，就会是邯郸学步，不但学不好邯郸的走法，反而将自己的步伐搞忘了。

梁心（云南信息报）